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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民,山东省肥城市教学研究室副主任,山东省首批正高级教师,泰安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省中小学教师远程研修课程专家,山东省“1751”创新工程指导专家。曾任教科所所长10年,长期从事课堂教学研究,特别是在教学细节研究和教师专业成长研究上颇有心得。先后主持省级重点和规划课题4项,有两项成果获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奖评选二三等奖,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60余篇,学术报告40余场。原博客:http://www.edu11.net/space.php?uid=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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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晋商(三)3.2  

2014-01-02 17:34:33|  分类: 史海探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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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席宏斌《晋商(三)3.2》

                                             移民移出的商业网络

【转载】晋商(三)3.2 - 午夜阳光 - 午夜阳光的博客

 

整个明朝,有两大商帮最为著名:一为徽商、一为晋商。安徽为朱元璋的故里,朱手下的战将谋臣多来自安徽。在官商充分结合的封建社会,徽商的崛起非常容易理解,但晋商为何能“平地起风雷”,快速崛起于明朝?这是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故事。

仕途无望转投商业,只是商业崛起的前提,晋商能够快速崛起并独领风骚和明朝的移民政策是分不开的。

山西曲沃县的烟草产业崛起颇能说明问题。

山西烟草种植,始于明代的曲沃县。

中国古代并无烟草,烟草本出自吕宋。明代去南洋的商人,将种子带入中国,开始在福建、广东等地种植。之所以如此,盖因早期南洋经商的人中,福建、广东人为主。而烟草从南方移植到北方,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由北方到南方经商的人带回;二是由广东、福建的官兵到辽东作战带去。曲沃县经营茶叶、丝绸的商人较多,而进货地点又以广东、福建为主。最早的烟草就是由去福建的商民张士英带回开始种植的。而曲沃县商人之所以能远赴福建、广东经商,盖因最早的一批乡人曾辗转移民广东、福建一带。通过熟人交情落脚和获取商业信息成为古代最常见的事情。

这种情况在中国极为普遍。在信息极为闭塞的古代,民间经济信息的传递只能靠乡音。而民间贸易商业地点的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乡情。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也是一个缺乏广泛信任的社会,信任大多流转在乡人、亲戚、朋友、同学之间。直到今天,在很多城市的外来打工群中,其工作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不是依赖招聘信息,而是依托熟人介绍。这其中既有对城市不熟悉的畏惧,也有远离故乡精神孤独无依而寻求寄托的原因。

现代社会尚且如此,古代社会自不必说。

由于烟草种植“一亩之收,可以敌十亩”,曲沃百姓烟草种植的热情立时高涨。由明至清,汾州府、代州以及保德州黄河岸边的农民相继种植。但是,不论烟草种植的面积和产量,还是旱烟加工业,曲沃县始终占据主要地位。清宣统年间,曲沃县种植烟草的面积占到全省的70%以上。

烟草的种植带动了旱烟加工业的发展,明天启年间,曲沃县出现了第一个加工旱烟的作坊。作坊从一开始就是工场手工业生产的性质:由资本主出资,雇用工人,按照抽烟筋、发酵、配料、压榨、刨丝、计量、包装、入囤等工序,在同一地点由资本主集体指挥下进行生产。

此后,曲沃等地开设的烟坊越来越多,逐步形成了规模化生产,并招来平遥、祁县、榆次等县资本主在曲沃设置烟坊,兴盛时一个县竟有大小烟坊百十家,每家雇用常年工人2090人。进入生产旺季时全体烟坊用工达两三千人。收购烟叶时,抽烟筋的临时女工童工不下20万人次。

曲沃生产的旱烟除行销于山西省内各州县外,还大量行销于陕北、宁夏、内外蒙古、张家口、直隶、京城和俄罗斯。其中,光在京城的烟铺在清代平均达300多处,最高峰时烟商除经营烟草买卖外,大多数还兼营银钱兑换业务。

从曲沃烟草行业的发展我们大体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脉络:山西商人把烟草从广东、福建移植到山西,由种植带动生产销售,从曲沃当地商家自有经营发展到吸引别处投资,从平时每个作坊雇工不过百人到收购烟叶时二十多万人,从行销山西本地扩展至行销全国各地甚至是国外,由此可见移民对山西整个商业崛起的推动作用。

上述案例不是推理,而是切切实实发生的故事。一则坊间流传甚广的谚语证实了这一点:“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这句谚语道出了我国移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两个地名,一是山西洪洞大槐树,二是福建宁化石壁村。大槐树是明代大移民出发集散地,石壁村则是客家先民移民的中转停留地。曲沃的旱烟移植正是客家移民努力的结果。

明初的大移民是中国移民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

从朱元璋执政的洪武初年开始,历经洪武、永乐两朝,明代的山西移民时间长达五十多年,移民次数达二十多次,移出人数达百万人,移民包括汉族、满族、回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移出之地以山西洪洞县为主,遍及周围的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区的流民和居民。而移入之地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一带以及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出的移民,后又转迁到广东、福建、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500多个县。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像洪洞大槐树将数百万人众移散到全国各地,从而成为百万移民集体记忆的例子,全国也仅此一例。

今天的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内门楣上镌刻着这么一首诗:生生世世说前因,同是杨侯国里人。莫道渊源无考证,私家记述最为真。幽燕豫鲁并滁和,异派同源认未讹。故老相传谈轶事,问君足指果如何。

洪洞县地处山西南部的临汾地区,西周时为杨侯国,秦汉时称为杨县,隋代时改称洪洞至今,是一个历史古老的县城。京剧《苏三起解》的故事就发生在洪洞县。直到民国9年,洪洞县司法科还保存着苏三的案卷。20131月发生的震惊全国的水库垮塌事件也发生在这里。

史料记载,从洪洞迁出的山西人,安置到河南的有63县,北京、河北的各56县,山东52县,这些移民以后又有一部分再次辗转移至更远的地方。

山西之所以被选为移出之地,乃因在元末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中,江淮及中原一带战事频仍,居民十室九空,而山西因远离战场且风调雨顺民丰殷实人口巨增。东汉末年,山西人口为95万,唐贞欢年间,人口增至120万左右,到明洪洞二十六年(1393年),山西在已移出百万民众之时,仍保有400多万人口,而同一时期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只有民众几十万。

而洪洞之所以被选为移民出发的集散地,是因为红洞所属的临汾“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太岳,西控汾河”,自古为山西重地和交通要道,被选为移民集散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此巨大量的移民,如此广泛的迁入地在事实上给山西构成了一张巨大的商业情报网络和联络点,在古代通讯靠书信,出差靠借宿的情况下,遍布全国的移民点为晋商在短时间内搜集情报捕捉商机,全面布局、快速崛起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基础。

由此看来,余秋雨在文章中提到的山西商人“有健全的商业人格”乃是有政治上失意而被迫形成的;“有远大的商业目标”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全国大移民而衍生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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